筆記本

椰林大道在台北市羅斯福路台灣大學校本部，由碉堡式的校門口直貫校園中心。大道寬敞開闊、氣象恢弘，大王椰樹林立兩旁，所謂「巨衢康莊」，不過如此。椰林邊側之杜鵑花圃與大道平行，圃中間植扁柏與樟木，放眼望去，亦自成叢與成林。而古老的舊總圖書館、文學院、工學院與理學院、行政大樓、農學院，排列相望於大道之外。

每年二三月椰林大道花團錦簇，台大就被稱為「杜鵑花城」，近年學校舉辦「杜鵑花節」，學生興高采烈，歡樂的活動花樣百出，也吸引不少遊人。而庭院中到處可見的樟木，此時也招展清新耀眼的新綠，尤以辦公大樓廣場那棵最為蓬勃，最為春意盎然；而散落在校門口和球場邊的幾株旒蘇也爭著繁花勝雪，一陣東風，卻飄零滿地，彷彿神女織絡的冰絲。如果碰上明月高掛椰林梢頭，那杜鵑庭院准是最美好的「月下花前」。

矗立在椰林中央的「傅鐘」和大道開頭附近的「傅園」，都是為了紀念傅斯年校長的。我來不及見到傅校長，他在任也不過一年多；但他的人格象徵著台大精神，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他長眠於「傅園」，呵護著這一片充滿學術自由風氣的校園；而「傅鐘」二十二響，更鏗然有聲的鼓舞著青年學子奮發向學。

當五月石榴紅的時候，「傅鐘」邊的兩棵鳳凰木搶在滋生綠葉之前，快速噴火，然後燃火如傘；於是驪歌乍動，離情依依。穿著學位服的學子們，就紛紛然的在椰林大道上攝下學有所成的青春容顏。

椰林大道就這樣在鐘響裡，驪歌中，一年復一年的，周而復始的，成為台灣大學的代表影像，也成了每位台大人的共同庭園和共同記憶。

我還記得椰林大道而今已經消失的美麗景色：在羅斯福路未蓋台電大樓，新的總圖書館也未在大道的另一頭建立以前。夕陽西下時，就可以看到大道銜著一輪熔金的落日，在晚風徐徐中餘光將大道鋪上一抹金黃；而另一端，青山橫陳，明月也就在東山升了上來，將大道慢慢瀉滿水銀。

大學時，有次我走在一對戀人的背後，身影都被拉得長長。女的說：「真是夕陽無限好。」男的說：「那是空氣汙染的緣故。」女的又說：「遠山含翠，相看不厭。」男的說：「標高一六二公尺。」我不免有些惆悵，因為那女生一定是中文系的同學。而我在那段青澀的歲月裡，至今還記得這樣的詩句：「搖曳椰林雲漾紗，杜鵑庭院夕陽斜。」「椰林大道星月秋，月是容華星是眸。」「昨夜徘徊久，庭園滿落花。早知魂有翼，逐夢到伊家。」「憐伊清瘦似梅花，玉作精神月為華。椰樹薰風良夜裡，鬢雲依約泛明霞。」這些詩句的情境好似很遙遠，但卻又近在眼前。

椰林大道，直到現在還是一樣，我喜歡迎著晨颸、沐著晚風，在朝暉夕日下，騎著單車「馳騁」，馳騁時人影尚稀或已稀，那份暢快真有不可一世的感覺，而胸中為之浩浩焉蕩蕩焉。

而那時，我也曾很多愁善感的，在文學院十九教室旁的杜鵑花叢，偶然看到有一朵不時而開，那花朵藏在繁密的枝葉裡。不禁使我想起王維「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聯想到古今多少志士仁人由於所處與不得其時，而竟然抱憾以終。而眼前這一朵歲暮寒冬就迫不及待綻放的杜鵑花，雖然孤獨，但畢竟被我發現了，讓我由衷的讚嘆它為天地帶來第一絲春的氣息。我也曾在大道邊看到一隻凍殭的燕子，想牠孤孤獨獨的冒著千里萬里的凜凜冽冽，先知先覺似的要為族群尋覓一條邁往春天的路途，牠終於到達了，牠也力竭而死了。難道牠竟是個「不識時務的俊傑」嗎？

民國48年六月我台南一中高中部畢業，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中文系，九月入學；到今年民國97年八月，正好五十年。五十年間，我雖然當過兵，出國遊學、講學，已從台大退休，但目前我還是台大名譽教授，在中研所保留一門課。所以我可以說五十年來沒有完全離開過台大。

而今回顧椰林大道五十年，感激緬懷的心情自然澎湃洶湧。椰林大道裡的點點滴滴，求學、教學、研究，乃至於出國遊學、講學，以及在社會推動文化工作的甘甘苦苦、悲悲喜喜，莫不紛至沓來。然而最教我刻骨銘心、溫馨滿懷、恩情無限的，則是老師們的教誨與提攜。

我非常幸運，從念大學到取得博士學位，台灣大學文學院充滿大師。光就中文系而言，台靜農老師教文學史、屈萬里老師教經學、鄭騫老師和張敬老師教韻文學、洪炎秋老師教文學概論、戴君仁老師教理學與詩學、孔德成老師教《禮經》和金文、王叔岷老師教子書與斠讎學、毛子水老師教《說文》與《論語》、許世瑛老師教聲韻學與文法。這些老師我都親炙其門。另有甲骨學的董作賓老師和金祥恆老師、語言學的董同龢老師，可惜無緣受教。他們在兩岸都是極受崇敬的學者，他們的教澤和風範，一直滋潤著我，伴隨著我的成長。

我走上戲曲研究的路途，是一次偶然的情況。民國53年七月我從馬祖服完預備軍官役退伍，回到學校上研究所，在中文系走廊碰到張清徽（敬）老師，她一向關愛學生，對我也問長問短，我就說：「請老師指導我論文。」於是老師要我以《長生殿》為論題，說那是集戲曲文學藝術大成的名著，學習過程中入手正確，將來治學就有門徑可循。我念大學時中文系連戲曲的課程都沒有，老師為了替我打基礎，便在她的第九研究室一句一句為我講解《長生殿》，這對我的受益和影響，迄今依然存在。而從此我也「鵲巢鳩占」的在第九研究室讀書，將這「戲曲研究室」的藏書逐一閱讀。老師非常縱容我愛護我，每看到我在研究室裡，她就離開讓我安心讀書。老師還常帶我去參加曲會，聆賞老師和前輩蔣復聰、夏煥新等清唱崑曲之美。這和我後來大力提倡崑曲，與洪惟助主持錄製《崑劇選粹》一百三十三齣有密切的關係。老師喜歡看戲，我也長年陪老師到劇院。那時計程車不好找，曾有一次，國家劇院散場後，師徒二人冒雨走到南昌街，才解決了問題。

在第九研究室裡，我很本分的做研究生。有次颱風的夜晚，風聲像咆哮一般，整個文學院黑漆漆只剩我一盞燈。我埋首案頭之際，忽然覺得眼角有白色影子晃動，等我書寫圈下句點，抬頭望外，不見蹤影；如是者再。第三次出現時，我不等「句點」，猛然一看，但見一位秀髮披肩、穿著白色套裝、面目姣好的女郎倚門而立，問我：「趙天儀教授在嗎？」我說：「趙教授的研究室在走廊對沖哲學系那間。」她說了聲謝就走了，我也繼續我的功課，直到子夜時分。當我熄燈時，才發現整個校園陷落在黑暗的天地。我踩著一部破腳踏車，車輪沒入椰林大道的積水已有半輪深，我學古人狂嘶長嘯，與乘載大鵬衝上九萬里的羊角風戰鬥著。而卻於此時此際猛然驚覺到；趙教授這時不會在研究室。剛才那位女郎是從哪裡來的？她又到哪裡去了？在這樣的旋風暴雨之夜！後來我和朋友說起，他們都說跡近《聊齋》；我說希望如此，但應當不是。

我碩一時，鄭因百（騫）老師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擔任所長，只待一年就回來。也因此我的碩博士論文才能獲得鄭、張兩位老師的指導。在電話不普及的年代，我一有問題就跑到老師在溫州街的宿舍去。有一次我向老師說，我正讀《孤本元明雜劇》，有所困惑令我心裡不安，因為我將心得筆記拿來和王季烈的《敘錄》對看，不少意見有別或者相反，而王氏是著名的曲學家。老師不慌不忙的說：你等一會兒。然後不疾不徐的走進書房，拿出經他眉批過的《孤本元明雜劇》讓我翻閱，我不僅越看越得意，而且笑逐顏開。原來老師的眉批有許多針對王氏《敘錄》而發，我的筆記居然和老師意見大抵相同。此事使我領受到，一位老師強化學生信心的重要。又有一次我閱讀明弘治戊午刻本《西廂記》，懷疑今傳《西廂記》應不是元人王實甫所作，去向老師請教。老師將他夾在書中已泛黃的紙條一一給我看，原來老師早就指出若干個疑點，我和老師相同的居然就有四條，老師有而我沒有的有五條，我有而老師沒有的竟然也有兩條。我請求老師趕緊把它寫出來，老師就在《幼獅學誌》發表了〈西廂記作者志疑〉。

更有一次我和老師閒話家常，說到老師一部費了二十年工夫寫作的《北曲新譜》，應儘速出版。老師說，這樣冷僻的書，出版社一定虧本，怎好求人。我說，套用老師的話，您的書早已「傳播人間」，抄本不少，只恐怕將來「是非難明」。老師似有所感的說：「做學問應當越往後的人做得越好才是，因為後人可以汲取前人的經驗成果做為基礎，如此再加上自家努力所得，成就便容易在前人之上了。在學術的路途上，我喜歡學生踩著我的肩膀前進，只要他們有好成績，我就會感到高興。」老師又補了一句說，後人總不好踩著前人的頭頂前進吧！其後令人高興的是，老師找到了藝文印書館，出版了《北曲新譜》，成為治曲學者必備之書；而在老師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時，我為老師看守宿舍，並代校全書。老師回國後，當我的面說，不只沒錯字，連符號也全對。試想：馬虎成性如我，焉能不為之「得意萬分」。而對於老師「站在肩膀上」的話語，我後來也確實遵循教誨，身體力行；但當時的感悟則是：學生也要有能力踩上老師的肩膀才行啊！

教過我們的老師，就景明、啟方和我而言，最親近的是台（靜農）、孔（德成）二師。兩位老師為了將《儀禮》影像化，為了幫我們謀得獎助學金，獲得東亞學會的資助，成立「儀禮復原實驗小組」，由孔老師上課，講解〈士昏禮〉。《儀禮》是世界上最乾枯無味的經典，我為了略知它的粗枝大葉，曾花了十七個下午翻閱它的十七篇，卻睡了十七個下午，從此我知道它是治失眠的良方。而孔老師早年為了研究它，還得兼通其他經學。兼治金文、古器物和考古學、民俗學。孔老師為我們上了很多年的課，縱使我們也站上講台了，還要寒暑假每周一次到他研究室「進修」。我們小組有六位同學，分題研究，我分到的是《儀禮樂器車馬考》。我們的集體成果有兩樣：一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儀禮研究叢刊》，一是由我們分飾人物演出，請莊靈拍攝的十六厘米《士昏禮》影片。這部影片因年深耗損，已由葉國良教授改作動畫，但就經學研究而言，迄今仍屬「創舉」。我的論文孔老師頗為肯定，還在台老師面前誇獎我；我因此也差一點被李濟先生聘到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助理。而我也從孔老師那裡得到治學的啟示：要研究好一門學問，也要兼顧其他可以相輔相成的學問。這和我日後治戲曲而兼治俗文學和民俗技藝有因緣的關係。

台老師擔任中文系主任十九年，沒有一個學生不尊敬他。他使中文系像個和睦的家庭，同仁諧和、師生親近，系裡大師濟濟。我在博士班上老師的「文學專題」，他強調俗文學研究的重要，我交的一篇「變文」報告，頗受老師的欣賞，可以說因此開啟了我俗文學研究之門。民國62年我又奉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屈翼鵬（萬里）老師之命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學資料分類編目工作」，更使我走上俗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路途。如果沒有兩位老師的啟迪和賜予，我後來就不可能寫出六十餘萬言的《俗文學概論》。

台老師是「儀禮小組」的主持人，我做助理。某次我提出年度計畫，陪老師算計經費。老師一向大而化之，算計時「個拾百千」搞不清楚，弄得我笑出聲音來；我也好不容易結算出總經費二十萬元，呈到系裡。沒想系主任屈老師拿著計畫書走到第五研究室來，對台老師語帶玩笑的說：靜農啊！你想貪汙啊！明明總數才十九萬，怎的寫成二十萬！可見「算計」對台老師和我來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也因此，我寫論文如用上統計表格，鄭老師批閱時，都要重新按核，而沒有一次不被他改正。

我念書的民國五六○年代，台灣的經濟尚未起飛，國民生活水準不高，教授的薪水微薄得很，記得張老師曾把她薪水袋上的數字念給我聽，一千八百六十四元，可見一般的情況。我父母親在台南六甲鄉下經營小農具店，克勤克儉，生活還算小康。沒想被父親的兩個賣魚的朋友倒掉會款十萬元，使我家陷入困境，我在台北的生活費，還得賴舅父支援。那時中文系「人文社會獎助學金」，獎金兩千元。猶記得父親和我在暑假裡，搭乘十二小時的慢車到學校來領取，以紓解家中的困窘。我們父子迷失在台北市的夜晚，也捨不得花五塊錢搭三輪車回宿舍。

台孔二師對學生很照顧，我們「儀禮小組」每人每月有六百六十元獎助金，可以使我們安心讀書。有件事現在想起猶令我感動不已。碩士班第三年台老師叫我做助教，我碩士畢業考上博士班。某日上午台孔鄭三師聚在辦公室，我不經意的聽到台老師好像下結論的說，既然每個月的錢差不多，那就教永義好好念書，當講師改本子是很花時間的。原來三位老師在為我的「前途」著想。為此也使我聯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我博士班畢業，有留系任教的機會。張亨老師為改良大一國文教學，也找我開會。系主任屈老師拿著我們呈給他的「意見書」對我說，永義啊！你妾身未分明，怎的也簽上名！

我們師生課後相當親近。屈老師喜歡喝高粱，胃部開刀後也還喝兩三小杯。有次他在研究室櫃子裡找他存放的高粱酒，那是公賣局出產的小瓶高粱。我說，老師不用找了，被景明、啟方和我「蒸發」了。老師一聽哈哈大笑，說：蒸發得好！蒸發得好。

說到喝酒，我三十來歲就被友儕慢慢「擁戴」為「酒魁」，現在仍未肯下台。這和我的性情體質自然相關，但老師的「醺陶」也頗具影響力。

台、孔二師喝酒是學界有名的，當年他們和梅貽琦、沈剛伯、夏德儀、屈老師、宋文薰等飲中名流有聖、賢、俠、棍、鬼的「尊號」，台老師被稱「酒仙」、孔老師被稱「酒霸」。孔老師下了課，有時喜歡找台老師帶我們這些徒兒們去喝幾杯；尤其老師課上得越精采越有發現，越是如此。某個暑假炎熱的下午，老師為我們講《儀禮》某篇，我們用的課本是胡培翬的《儀禮句讀》，老師講到一個段落，忽然問我們：奇怪！上文出現的那個人物，到這裡怎地卻不見了。於是老師從張光裕、陳瑞庚、鄭良樹一個個問下來，那時我正躲在後面打瞌睡，尚未輪到問我就被驚醒了。我忙著問旁邊的啟方是怎麼回事，然後急著翻書。等老師最後問到我時，我說，是胡培翬章句分錯了，把下章首句移置上章末句，這人物不就有呼應了。老師桌子一拍，說，太好了！喝酒去！席間還誇我，說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我說，問題發生時，我正處於「忘我」的境界，所以能不拘泥章節，觀照全文，才驀地發現了癥結所在。但上課打瞌睡何嘗足以為訓。

孔老師在飲酒時，常說些他的所見所聞，包含許多民國掌故，如果我們能筆記下來，一定很有意義和價值。台孔二師席間也常彼此調侃，「發難」的幾乎都是孔老師，而台老師的「回敬」，通常只三言兩語，卻機趣詼諧，每教我們樂不可支。當年我們常去的館子是中華路的會賓樓。某次一位服務員布置碗筷杯盤，動作很粗魯。我臉色不悅，說，這是什麼態度。台老師說，永義！她可能身體不舒服，沒關係。台老師這句溫和的教誨，使我們從此知道什麼叫「宅心仁厚」、「凡事多為別人想想」，對我處事和為人影響很大。

酒，在台灣原是繼承日據時代的公賣制度，一般喝的是紹興和啤酒。台老師喝溫紹興，孔老師喝冰啤酒。有次紹興缺貨，台老師還很耐心的陪我們走了好幾條街，找雜貨店蒐羅。孔老師喝啤酒，菜還沒上來，我們就陪他乾了三瓶。他是位美食家，菜一端上，不必動筷子，就知道美不美味。台老師是位「肉食者」，只要有炸肉丸子和蒜泥白肉就可以；他偶爾吃蔬菜水果，則是為了遵醫師之囑。章景明除了學問，飲食也頗得孔老師真傳。他向老師吹噓，說他發現一家有地氈的館子，菜有多好。結果這家館子才上一道魚，就被孔老師發現是不新鮮的。從此「有地氈的」，便成了我們儀禮小組的「新語」，意指虛有其表的差勁館子，因為那時有地氈的館子確實不多。

景明、啟方和我畢業任教以後，一想念老師就請他們出來聚聚，常聚的老師是台孔鄭（騫）王（慕廬）張（清徽）五位老師。我們善於盡弟子之禮，老師們席間也都很盡興。我有一個不一定正確的想法，認為老師能喝酒、喝得多表示身心康健。所以我每每勸酒，而當老師說不再喝了時，我都先說「好」。然後過了一會兒，低聲向老師說，老師再來半杯如何？除了清徽師外，沒有一位老師說不，於是我就斟上大半杯；過了一會兒，又問：老師再來半杯如何？如是者三，直到老師說「真的不喝了」才罷休。我這招伎倆用在生性謹嚴的姚一葦先生身上都管用，我陪他到過鹽分地帶的文藝營，在台南市的夜晚，我「騙」他喝下兩次半杯的生啤酒。

五位老師雖是多年同事，但彼此卻彬彬有禮，非常謙讓。謙讓的程度，甚至在餐廳裡站立半小時不能就座。台老師年齒最尊。孔老師是孔子七十七代孫奉祀官，是老師們口中的「聖人」。鄭老師一向不居首座，王張兩位老師年紀較輕。某次聚餐，台孔二師為首座推讓半天，幸而王慕廬（叔岷）老師說，你們不坐我來坐，才解決了「君子三揖三讓」的膠著。王老師教子書，尤以《莊子》名家，也許因此比較瀟灑些。他引導我進入《莊子》的世界，使我在思想上趨向老莊。他從新加坡回來之後，又在系裡兼課，每星期，他的老友清徽師和包括我在內的十來位老學生團圓的陪他午餐，直到王老師傷感於清徽師逝世為止。這中文系師生溫馨的午餐，被藝文界稱作「三中全會」。

在我們師生「飲酒生活」中，尚有兩個場景令我難於忘懷。

其一是民國60年我留系任教，租屋在新生南路三段，對面是老師們住的溫州街台大宿舍區。馮承基老師住在單身宿舍，他和清徽師同在第九研究室，我長期「占用」他的座位，把書堆滿桌上。他總是說，他有課時留給他一塊可以寫字的空間就可以。他如此縱容我，我也簡直和他成為「忘年之交」。我三不五時就去請他到我家來晚餐，他常會隨身帶瓶高粱酒來，上面總是寫著「高粱酒越喝越有」。我們不只高談闊論，褒貶古今，我也常藉機向他請教問題，體會到如清徽師所說的，馮老師滿肚子學問；只是鄉音很重，課堂上很難被學生接受。我們對著一盞燈，常聊到半夜都不覺得疲倦。馮老師晚年失憶，我們做學生的，分別替他代課。

其二是某個夏日午後，我才從學校回家，穿著拖鞋在巷口消閒，看到台孔戴三師和歷史系的夏德儀老師，以及當過駐教廷的謝壽康大使。夏老師手中抓著一瓶酒，一起搖搖擺擺的橫跨新生南路，就要走上公圳的木橋。我趕忙進去，才穿好鞋子，就聽到門鈴響。我衝出大門口，孔老師說，喝酒去！我說，我已料到，老師們是來找我的。我很高興的陪老師們走到附近的鄉村小館。起先大家分著夏老師的金門大喝，後來夏老師掌握著瓶子說，你們改喝紹興！剩下這些我和年輕人喝！席間戴君山（君仁）老師問我是否還作詩填詞，因為他記得我念大學時，發表在系刊《新潮》的詩詞，他曾在課堂上鼓勵過我。我說，偶然寫寫，只是好玩。

我們中文系的老師真是視學生如子弟，我受惠於系上師長的，豈止上述幾位老師。像葉嘉瑩老師把我詩選的習作當例子在黑板上批改，使我了解聲情與詞情要相得益彰；我們都陶醉在她才情縱橫的作品欣賞裡。林文月老師將我引進《國語日報》作她主編《古今文選》的助理。她暗中把車馬費分一半貼補我。擔任《國語日報》社長的洪炎秋老師在我三十五歲升上教授後，推薦我為報社董事。洪老師是大家敬重的讀書人，他參選增補立委時，我帶領中文系同學去街頭散發傳單，口中說：請選我們老師。所得到的回應不是說「一定」，就是說「你們老師真好」。葉慶炳老師擔任系主任六年，真是夙夜匪懈、鞠躬盡力，他推薦我獲得國家文藝獎。羅聯添老師在「老弱殘登山隊」裡被推為「老將軍」，我被任命為「書記官」，我說他「吝於封賞」，連師大的黃錦鋐教授也才被他封為「士官長」。他喜歡和我邊走邊談古今妙聯，要我對對看。他曾經關懷我的「文化事業」，希望我「切莫妨礙學術研究」；他擔任系主任時推薦我到德國魯爾大學教書，使我眼界開展到歐洲。何佑森老師性情任真，酒後舉座為之騰歡。他在民國79年度我休假時，推薦我到香港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客座，使我有一年難忘的香港經驗。張以仁老師常言人所不敢言，處事認真，治學謹嚴，以詩詞自娛，我非常的敬佩他，很喜歡讀他的詩詞。而張亨和彭毅伉儷，是我們年輕時較接近而可以訴情懷的兩位老師，常受到他們的照顧，我還記得彭老師烹調的好幾道可口的菜肴。另外像陳奇祿教授屬考古系，但我敬之如師，他當文學院長時推薦我到哈佛大學去進修；當文建會主委時，使我放手為他主持「民間劇場」和規畫「高雄文化園區」。如果我在椰林大道這五十年有什麼些許成就的話，多半都是這些老師們對我的愛護教導和照顧抬舉。我也曾經試圖像蜜蜂採蜜釀蜜一般，從每一位老師身上汲取他們學養的精華和為人的風範，我雖然不能及於千百分之一，但永遠感受到他們的恩澤。

「椰林大道五十年」，自然有許多的變化。譬如現在大道鋪設得很優雅，許久以來不再淹水，許多宏偉的建築在庭園崛起。老基隆路變為舟山路，現在被納入校園，生態池邊成為大家喜歡溜達的地方。原來的美軍顧問團團址，變成管理學院，現代化的總圖書館和巨蛋型的體育館也已落成好幾年。校長、院長、系主任隨著潮流走勢，十幾年來已由指派改為教師選舉。連鐘聲二十二響而今也改由電腦操作。就大環境而言，我們台灣也由解嚴、建設，步入已開發國家之列，還在努力中的自由民主，也已經過二次政黨輪替。而我再也無法看到校園中的「一景」──張清徽師滿頭如霜雪的白髮；再也無法從溫州街夕陽下的巷弄裡，看到鄭因百師一襲長袍拄杖而行那如仙姿逸態的斜斜長影。而我自己也「忽然五十鬢霜風」，「忽然曦白近古稀」。這許許多多變易的景物和人事，焉能不使我怵然心驚；接連而來的往日情懷，縈繞心頭。然而住了三十五年的長興街園林宿舍，仍舊使我朝夕棲遲；進出一萬兩千七百多個日子的沿街行道樹，年年五月依然掛著如燈籠般的黃色花朵；而台大文學院的教室依舊、廊廳依舊，傍著椰林杜鵑花叢的大樓外觀依舊。我明確的知道，我雖然於國家社會沒有可稱道的貢獻，對民生經濟更無絲毫裨益，而五十年光陰正從椰林大道的晨曦夜月中流失，而我仍將繼續「安身立命」於此，守著明窗、守著孤燈。只是「椰林大道」的傅斯年精神、自由學風，以及蒸蒸日上的學術氛圍，我是否尚能繼續沐浴、繼續奉獻呢？我也明確知道，「我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