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反對運動的第一波高潮,但卻也是我理直氣壯政治意識的終點,慶祝陳水扁勝利的那個晚上,我完全猜不到有什麼在政治的道路上等著我。 

  一切都是如此順理成章 

  那年,手機都還沒普遍流行起來。不在家時還要不漏掉電話,只能靠答錄機。那是一九九四年,我從美國回來沒多久,帶回了一架老答錄機,就裝上了。秋天時節,一次回家答錄機裡有來自市長競選總部的留言,問我可不可以去幫忙站台講話,我沒多考慮,就去了。 

  後來兩個月內,答錄機經常有同樣的留言。我甚至沒有回電話,就照著留言上講的時間地點,直接去了,跟我一樣年輕、甚至比我更年輕的工作同仁,就把我帶上台,等輪到我拿麥克風講話。 

  一切如此順理成章。甚至連在台上用帶點結巴地使用台語,而且穿插幾個興奮吼叫的句尾高潮,這些完全違背平日說話習慣的,也都如此順理成章。沒有什麼猶豫,不需多加討論,大家好像早就在夢裡還是哪裡,預習預演過這些事了。 

  應該是在士林國小,講完話下來碰到了高中同學高志鵬,他也在陳水扁辦公室工作。沿著士林國小的跑道,我們東說西說,說大學畢業後的彼此經歷,說說高中老同學的近況,甚至回憶起當年在建中籃球場上的球賽,就是沒有多談政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都沒多說。 

  應該是在青年公園,碰到段宜康。他遠遠叫了我一聲,我跟他擺擺手,說:「加油!」 

  然後在東湖國小,碰到馬永成。我跟小馬提了,我從美國回來後,在東湖住了一年,他馬上問我跟東湖這邊的居民講什麼比較好?我說大家關心交通問題,民權東路要趕快打通,最好還能另外規劃道路,讓汐止那邊的車,不必都擠窄窄的東湖路出來.東湖國小學生太多太擁擠,也是個討人厭的問題。 

  沒多久之後,市長候選人陳水扁來了,在台上,除了第一次直轄市民選的歷史意義外,他講的就是交通問題和東湖國小的學生太多。我觀察著,台下好多民眾一邊聽一邊點頭。 

  真的贏了 

  還有兩場比較特別。一場在成功國宅,明顯外省族群居多的環境。我改回用國語講,講我在美國的故事。有一對上海來的學者夫妻,偷偷跟我說,他們能理解台灣人為什麼想獨立,他們每次看到北京人的嘴臉,想到上海貢獻那麼多稅收卻被北京當二等公民看待,他們也恨不得上海能獨立。我話講到一半,趕場的陳水扁來了,我當然就匆匆下台,把場子讓出來,沒想到下台時卻看到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也正要轉頭離去。他們願意湊湊熱鬧聽我講什麼,卻連一點時間都不肯給陳水扁。 

  還有一場在新公園舞台。顯然是考量了那個地方在同志運動上的特殊意義,他們找了一位出櫃的影評人來站台。沒想到影評人才講幾句話,就有人噓他。靦腆的影評人愣在台上不知該怎麼辦,我很火,沒多想什麼,衝上台就罵人。罵台下的人沒風度不懂包容,罵陳水扁不需要他們這樣的支持者,罵他們跟他們討厭的國民黨一樣狹隘,罵他們在害台灣民主倒退。還瞪著眼睛說,沒有民主包容心的,請現在就離場,我們跟你們沒有什麼好說的。 

  選前最後一夜,我也去了信義區停車場,在台上揮舞陳水扁的競選小旗子,激動地罵他的對手趙少康。下台後,站在場邊,一個好心的計程車司機靠過來,要免費載我回家,我沒接受,但靠在他的計程車邊聽車裡收音機轉播新黨在中山足球場的造勢晚會,不斷地安慰擔心人場拼輸了的運匠,「安啦!安啦!明天贏了,你再到競選總部前面來載我!」 

  第二天真的贏了。信義路新生南路口總部前萬頭鑽動,遠遠看到總部的工作人員跟我招手,我也跟他們招招手,沒多久擴音器裡傳來:「楊照先生、楊照先生,麻煩請到台前。」我沒有過去,我已經做完我該做我可以做的事了,該回家了。 

  那是一九九四,回頭看,我自己都驚訝於所有這些事情的理所當然。在表面的混亂中,我們卻活得如此理直氣壯;或者應該說,正因為表面的混亂,所以我們可以活得那樣理直氣壯。 

  感覺自己站在「對的」一面,在一場「對的」變革中扮演小小的,應該的角色。我們怎麼可能會錯呢?畢竟在我們面前的,是國民黨所有的威權、虛偽、謊言與壓迫。站在國民黨的反方向,不可能錯。
  
        而且充滿自信認定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幫忙解決四十年來台灣累積的問題,會怨嘆自己的力量太小,改革變化的速度太慢,卻絕對不會懷疑自己做的事是正面的,是正確的。 

  立場混亂後的困惑 

  那是反對運動的第一波高潮,但卻也是我理直氣壯政治意識的終點,慶祝陳水扁勝利的那個晚上,我完全猜不到有什麼在政治的道路上等著我。 

  一九九五年,我參加了許信良撰寫「新興民族」的團隊,繼而參與了許信良的黨內初選活動。幫許信良寫書,對我而言跟幫陳水扁站台,基本出發點都一樣。我沒有理由拒絕。他們是民主運動的前輩,他們代表民主運動,他們就是民主運動,靠這些人,台灣才有一點民主的根苗,當年他們做什麼事,都得冒著身家性命危險,現在他們不過需要我們跑跑腿講講話寫寫稿,還能多考慮什麼? 

  後來才曉得,幫許信良跟幫陳水扁,差多了。陳水扁「就是」反對運動,幫陳水扁就是實踐反對運動的民主理想,許信良沒有這種地位,他先要跟彭明敏爭奪反對運動的代理權,而且很不幸地,他的「全面西進」主張,很快就被打成「中國派」,很快就招來了許多最兇猛的攻擊。不是來自國民黨的攻擊,而是來自民進黨陣營的惡言惡語。 

  本來乾淨簡單的立場混亂了。對抗國民黨就是正確的,這種理直氣壯消失了。取而代之是複雜的路線討論,台灣要走怎樣的路?台灣不是只要幹掉國民黨就好了。 

  我到今天沒有辦法接受彭明敏陣營那種狹隘的台灣意識,然而他們顯然是民進黨內的主流。許信良不是。要讓台灣走出去,跟世界連結,甚至不怕跟中國連結的態度,不是民進黨要的。那我們這樣的思考,非國民黨也非民進黨,算什麼?
  
        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大選,明白加入李登輝因素,情況更複雜更混亂了。我永遠記得,離投票剩下兩天,我到彭總部去,負責文宣的老朋友把我拉到飲水機邊,神秘兮兮卻又慎重其事地,一定要我將票投給李登輝,因為彭教授是個理論的台獨派,只有李登輝才真的能實踐台獨路線。 

  投票前一天,又有兩位朋友不約而同先後打電話來,都用憂心忡忡的口氣,勸我一定別「頭殼壞掉」把票投給彭明敏,那樣只會分散台灣人的力量,想清楚,投李登輝才是正確選擇。這兩位朋友,都是過去一起堅決批判國民黨長大的。 

  與其說我被說服,不如說我被這些朋友的熱誠感動了,進投票所時,我知道我要投李登輝,領票時我還知道我要投李登輝,然而攤開選票,李登輝名字底下大剌剌三個「國民黨」字樣映入眼中,直覺地、或許也是衝動地,我還是把紅色印記蓋在彭明敏上面。 

  我不得不困惑,我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認同,而且我清楚,這樣的困惑,不是我自己獨有的。 

  不變的反對派 

  一九九六年七月,許信良接任民進黨主席,他大氣慷慨地把國際事務部主任的工作,交付給我。之後十個月,我近接觀察理解民進黨內的同志,老實說,我的困惑更深了。這個黨,大家都會把「台灣主權」、「台灣前途」放在嘴裡,但卻沒幾個人對真正的國際關係有興趣,他們想像的政黨外交,就是從美國台獨聯盟或FAPA帶回島內的美國國會遊說。我任內提出「NGO(非政府國際組織)外交路線」,黨內同志沒有人聽得懂,更沒有人有興趣。同樣的想法,拿去跟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溝通,他卻一聽就大表興奮贊同,而且興頭上還一度對外公開表示,他退休之後要專心從事台灣的NGO外交,也一度規劃成立基金會來推動NGO外交。 

  我看到民進黨立法院的委員們怎麼審法案審預算,發現當時號稱黨內「預算專家」的委員,事實上憑藉的不過就是一些基本的會計觀念,加上稍微認真細心點而以。如果這種程度就能當「預算專家」,那麼其他委員的預算審核工作水準,恐怕就不堪聞問了。 

  才兩年前那麼完整堅固的政治改革信念,一片片碎裂開來。不變的是對國民黨體制的厭惡,我當然還是個反對派,但變的卻是原本擁抱反對運動因而擁抱民進黨的熱情。國民黨造出來的這套扭曲體制必須打破,然而打破了之後呢?能夠靠民進黨來進行「國家正常化」的工作嗎?怎麼連「國家正常化」都是李登輝講得遠比民進黨多,而且我認識的這些民進黨「精英」,別說離當年在美國哈佛看到的那些志在華盛頓特區的同學程度相去太多,甚至放在台灣的脈絡下,看起來都不是太「正常」,如何寄望他們來讓台灣走出國民黨,走上正常理性社會的大道呢? 

  二○○○年大選日,我坐在公共電視的攝影棚裡,和黃鵬仁一起全程轉播開票過程,六點十三分的休息破口,票數已經顯示陳水扁得票超越宋楚瑜篤定當選,黃鵬仁露出了喜悅的表情,我呼應了他的喜悅,不過補上了一句:「我滿擔心他們準備好了嗎?」 

  變革實現後的危機 

  那年五月二十日,我又在公共電視的攝影棚裡,全程轉播就職典禮。整個上午,一股強烈的歷史感透徹我身體,我正目睹歷史在眼前展開,但卻毫無把握這段勢必與前面不一樣的歷史,接著會如何變化。 

  感謝當時「新新聞」的社長王健壯,政黨輪替時我已經進入「新新聞」當總編輯,有了不折不扣的新聞工作身分,也就不可能跟新成立的政府,有什麼瓜葛。我牢記早年留學美國時吸收的第四權新聞概念,專心做監督新政府的工作,而且確信自己有比別人更深入的管道,更快看到新政府的盲點與弱點。 

  是的,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不信任陳水扁,不信任民進黨政府,正因為已經看過他們現實的野心與面貌,也對他們的能力形成了評價意見,我不可能再將任何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了。 

  新政府一上任,第一個陣亡的部會首長是宗才怡。「新新聞」是其中火力最猛的一個媒體。許多人都用讚賞的口氣跟我說:「你們『新新聞』又幹掉一個部長了!」聽到這樣的話,我心裡很難過,畢竟,幹掉一個國民黨政府的部長,和幹掉一個等了多少年才實現的民進黨政府的部長,不會是同一件事。更難過的是,為什麼一個好不容易站起來的民進黨政府,必須用宗才怡這樣不稱職的人?最難過的是,我自己心裡追問:可是不用宗才怡,民進黨政府又能用什麼樣的人呢? 

  民進黨的成就,與台灣社會的災難,同時在我面前攤開。有時我恨自己頭腦太清楚,清楚到無法否認對於災難的擔心。做政治新聞,每天盯著看政情發展,完全逃不掉那種不祥的感覺。我們以年輕熱度期盼的變革實現了,帶來卻是不容快樂起來的連串危機,我該揚棄當年的期待,直接對自己說:「我錯了」嗎?

  本來對台灣前途不祥的預感,很快竟然以戲劇性的方式牽扯上了個人生活。經歷了「嘿嘿嘿事件」,不管我喜不喜歡,有些人有些事物迅速從我的生命中遠退而去了。陷身爭議中,我其實一直平靜冷靜,或許是讀過太多小說,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巨大可能性有過體會,我沒有太多的驚訝,也就沒有太多的絕望衝動。 

  我親歷兩位還算密切的朋友,明白地背叛出賣。一位歇斯底里地用在其他人面前毀謗我,來試圖證明他跟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另外一位可以看著我的眼睛修改記憶否認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我記得,兩次重大的傷害來臨,我都自然地想起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家松本清張,透過松本清張的小說,理解人為了衛護自己生活的一點安穩,會做出什麼樣的事來。事實、真理,比起生活那一點的安穩,不可能有多重要。 

  所以我還笑得出來,對前面一位朋友的做法冷笑,對後面一位朋友的做法苦笑,笑得出來的基礎,也就再於認清楚了自己跟他們到底不是同一種人。 

  原本認定自己曾經隸屬於一個革命運動的信念,消失不見了。別人理所當然視我為「本土派」的態度,消失不見了。在政治的光譜上,我變成一個漂浪怪異的人,左看右看,似乎都看不到同類。 

  玩政治要有時間本能 

  在這些政治糾葛沒發生前,我參與人間副刊曾經開過一個「紙上C all-in」的欄目,讓讀者傳真或寫信來問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問到我對政治究竟什麼看法,我簡單地說:「政治是不經久玩的」,作為總結。我當時想法,還是對照政治與文學,政治有其現實迫切性,也帶著責任壓力,我們不一定該、也不一定能逃躲,可是政治中的所作所為必然是短暫有效的,政治面對現實、解決現實問題,如果不是短暫的,就不是政治。可是我們真能把生命長久耗費在明知是朝生暮死的政治活動上嗎?別人或許可以,我沒辦法。 

  事件之後,回頭看「政治是不經久玩的」這句話,我有了新的體驗。政治不經久玩,因為不需要玩多久,就會見光死看出自己和政治裡的這些人,不在一起。玩政治的人要有一種時間本能,把眼前的權力看得很重很重,叫喚起所有注意精神,專心的對付當下,他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自我懷疑,不能有瞬間閃過的念頭突然問:「花那麼大力氣做這件事,有意義嗎?」誰在心裡多問一次這話,他在政治權力場上的地位就會往下往後滑溜一級。 

  我卻是個時時懷疑的「未來歷史研究者」。只要稍一晃神,我就會自我游離從未來,三十年後、一百年後的眼光執意扣問:「這樣的事有意義嗎?」 

  構思、推動NGO外交,三十年後、一百年後還可能有意義;可是為了幫助桃園縣長補選去跳舞熱場,三十年後、一百年後絕對沒有一點點意義。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黨部徵調各部門年輕同仁去桃園選舉場跳舞的舉措,他們應該要優先做有意義的事。 

  政治不能久玩,涉身稍久,我一定感到格格不入的孤獨。自己跟原本強烈認同連結的這些人那麼不一樣。升高的孤獨感,很容易扭曲了判斷。要嘛誇大了「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英雄情緒,要嘛誇大了對無法說服別人的挫折。
  
        其實,只要從政治退出來一點,跟有本事在政治領域裡打混的人拉開一點距離,只要別多玩政治,就能發現,自己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孤獨。我跟眾多不以政治為業的人一樣,具備共通的常識基礎。 

  政治的必然 

  從二○○○年到二○○八年民進黨執政時期,過去的革命同志們提供了大量個案例證,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看待政治的必然與偶然。正因為這些人我都曾經認識,我不可能像一些人採取「惡魔化」的觀點看待他們的沉淪。我明白他們不是沒有道德觀念的人,他們至少有強烈的正義道德感受,否則不會參與反對運動。他們也不可能是利慾薰心、見錢眼開的人,那樣的人不會在民進黨還倒楣的時候加入。 

  不是為他們開脫,但他們的問題,一大部分是政治的必然。或者至少是突然取得巨大政治權力的必然。現實政治權力徹底摧毀了他們原本的悲觀能量,讓他們突然大樂觀起來。不懈的革命動力來自於不相信革命可以一夜成功。「新潮流」從「批康」到堅持「街頭路線」、嘲諷「選舉總路線」,就因為他們不相信任何短時間可以得來的好處,他們要徹底、草根、長期的台灣改造,對他們來說,那才是唯一真實的。 

  可是掌握權力,尤其是一朝醒來掌握國民黨打造的巨大國家權力機器,卻讓連邱義仁那樣的老悲觀份子,都無法不驚異於權力這麼好用。運用國家權力,馬上能夠造成改變,自己生活上的小改變,或社會價值上的大改變,當然也有可能是自己生活上的大改變,社會價值上的小改變。 

  多年之後,我理解了,這些民進黨同志們的確是沒有準備好,而他們最欠缺的準備,除了定政策執行政策的治國能力之外,還有抗拒權力樂觀自信的心理素質。他們很快就被權力可以有的變化作為給改造了,他們相信自己可以做很多事,他們進而相信自己能做的事都是真的。 

  權力淹沒了革命時代的長遠眼光。革命時代,大家談起推翻國民黨,至少是用十年二十年做預期單位的。革命時代,想像美好的台灣未來,那是為下一代而做的奉獻。可是取得政權後,當下就有那麼大權力可以用,用了就可以看到效果,誰還可能繼續去想十年二十年,去想下一代。 

  權力新生的衝撞 

  再說一次,這是政治的必然,至少是巨大權力的必然。革命同志們沒有特別壞,沒有特別敗德,他們只是玩的太久了些,在革命煙硝還沒消散前,一步就玩進了權力中。雖然一輩子在批判權力,權力對他們而言還是個新鮮陌生的東西,權力是他們誤闖進去的大觀園,夠讓他們看得目瞪口呆。用劉姥姥逛大觀園的比喻的話,那麼這些民進黨同志們的遭遇,是更推前一步,劉姥姥不只意外進了大觀園,還更意外地發現自己成了大觀園的主人。他什麼都好奇,什麼都想去試試碰碰。 

  這是第一次政黨輪替帶來的悲哀。這些人,他們沒有面對權力的老辣與憊懶,沒有機會了解權力的限制,來不及產生:「人生有太多事連權力也無能為力」的世故感慨,八年中,他們始終是權力的新生,抱持著新生的興奮與新生的橫衝直撞。 

  常識、理性、原則,都經不起那樣的橫衝直撞造成的破壞。更不幸的是,他們自己也還是得繼續活在常識、理性、原則殘破不堪的台灣社會裡,承擔自己造成的後果啊! 

  走了這麼大一遭,從篤定到懷疑再到痛苦的批判,現在我已經能安然自處於和政治保持一種安全距離的狀態了。政治,還真是不經久玩的。


本文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05/26~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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